澳门问题明清珍档的重要发现

为迎接澳门回归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澳门基金会、广东社科院历史所合作编辑的《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》正在顺利进行。令人欣喜的是，一史馆在挖掘澳门问题档案（明朝档案和满文档案）中取得了重大突破。

中葡之间的澳门问题始自明朝。以往对明时澳门问题的研究完全依赖官书文献。一般认为，现世没有留存明朝澳门问题档案。也有学者说，一史馆现藏澳门问题档案最早始于清康熙朝。在编辑《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》过程中，编辑人员对馆藏三千余件（册）明朝档案逐一进行筛选甄别，已陆续发现了20余件有关澳门问题的档案。其时间跨度从天启三年（1623）到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；文书种类主要是兵部、都察院、两广总督、福建巡抚等衙门的题行稿、题本；内容涉及葡人入居、互市贸易、官员委任等诸多方面。它们从多侧面反映了明朝对澳门的行政管辖。

明代澳门问题档案表明，明朝政府在澳门是充分行施主权的。天启四年九月二十三日（1624年11月3日）的一件兵部题行稿显示，明朝驻守广东香山的参将直接管辖澳门，“每岁同巡海道临澳查阅一次”。澳地备有官兵听从其调遣，负责澳关之启闭，防止不法之徒搬运内地货物，夹带人口潜入澳中。档案还告诉人们，澳地洋人如若擅出牧马、游猎、乘船出洋及有偷盗劫掠等事，均由香山参将究办。明政府还在澳门设有关口，严禁往来船只夹带盐铁硝黄等违禁物品。

档案真实地记载了葡萄牙人到澳门后的活动。有一件崇祯四年八月二十四日（1631年9月19日）的兵部题行稿这样记述，葡萄牙人“其初不过以互市来我濠镜（即澳门），中国利其岁输涓滴可以充饷，暂许栖息”。然而互市之后，葡人“占住濠镜，违禁之物公然船载”，沿海乡村被其掠杀，出入无忌，往来不绝，甚至藐视官府，拆毁哨卡，以其“巍舰巨枪”成为广东一大忧患。档案还表明，明政府虽然在澳关设有抽盘科，负责盘查来往船只，严禁夹带违禁品等私货，但当地官吏相沿陋规，贪图钱财，查检不严，一些关卡私下收受贿赂，拿获不法之徒却隐匿不报，严重影响了澳门正常的贸易往来。

明代澳门档案的新发现，将中国中央政府有关澳门问题的档案记载上推了数十年，为澳门问题研究提供了新鲜确凿的史料，对进一步阐释澳门历史问题的由来无疑具有重要价值。这些反映明代澳门历史的珍贵档案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已有不同程度的破损，目前正组织人力精心整理修复。

从满文档案中挖掘澳门问题史料，是澳门档案编纂工作的一个特点。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，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，于1599年仿照蒙文字母创制了满文。清入主中原后，定满语为国语，满文为国书，因此在有清一代形成了大量的用满文书写的官文书。现今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即达200多万件，其中所涉内容包括清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天文气象等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凭证作用。满文专业人员翻阅了近30万件满文档案，到目前为止已陆续选出有关澳门或葡萄牙的满文档案30余件。这近乎万分之一的档案可谓弥足珍贵。它们分别选自于宫中满文朱批奏折、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、内务府行文档等。文件形成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清前期康熙、雍正和乾隆年间，而以康熙朝为主。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方面：一是反映澳门洋船往来情况的。康熙认为，去南洋贸易的中国商民将船、米等物私自卖给外国，不少人还留居外洋，其中奸弊甚多，遂于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）颁布了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的谕令，而租居澳门的葡萄牙人经过几番努力，获得了前往南洋贸易的特权，澳门对外贸易由此发展，注册商船由原有的9只增至25只。这一时期，康熙对澳门港洋船的往来情况极为关注，多次垂询有关西洋船到澳门以及澳门船只出洋的情况。二是反映西洋人在澳门活动情况的。如西洋人通过澳门往来于中国内地，或通过澳门传递信件等。雍正继位后，下令除通晓技艺的西洋人允许在京效力外，将其他传教士一律迁往澳门，各省遵令清查迁移，驱逐传教士到澳门。三是反映清政府对澳门管理情况的。如广东官员对澳门的巡视；澳门地方发生的各类案件及审理情况，包括澳门洋人与中国居民、洋人与洋人相互伤害的案件等等。四是反映葡萄牙等国西洋人在北京供职及生活情况的。如葡人徐日升在京供职多年，给康熙讲解西方天文历法，并协助管理在京西洋人众，颇得康熙赏识，及至去世，康熙特赏银二百两、缎十匹及茶叶等物，并派人祭奠，可谓遐恩深重。